南京试点认罪从宽制度状况探访

南京试点认罪从宽制度状况探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重大配套举措，关系到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的现代化，不仅可解决案多人少问题，还可腾出力量精细化审理大案要案疑难案件。如果80%左右的案件通过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化解矛盾，将有助于修复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稳定。4月25日至26日，由江苏省委政法委主办、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办，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协办的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南京举行。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在主旨发言中作出上述表述。认罪认罚从宽是司法机关面临的重大刑事诉讼变革。这项制度将对推进司法改革、彰显司法文明发挥哪些作用？带来哪些积极影响？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彰显司法理性送去法律温暖2018年10月26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此前，经过多年探索实践，作为恢复性司法举措之一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推进刑事被害人和刑事被追诉人互相谅解，有效钝化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2014年、2016年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8个城市先后开展刑事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南京是试点城市之一。2017年2月至2018年11月，南京公安机关适用这项制度向检察机关移送刑事案件7314件，占法院审结认罪认罚案件的三分之二以上。试点期间，南京基层法院共审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10273件，占同期基层法院审结所有刑事案件的65.81%。而在这些审结的试点案件中，适用速裁程序审理8441件，占82.17%。随着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完善，严重犯罪案件不断减少，绝大部分属于轻微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脱逃意愿和动力不断减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方兴宇介绍说，案件办理中替代刑事拘留、逮捕等羁押措施逐步提高，被告人被判处缓刑比例达到45.32%。试点案件的上诉率较低，上诉人仅仅是拖延时间，想留在看守所服刑。经过二审法院审理，绝大部分上诉人对事实、证据、定罪、量刑均无异议。方兴宇说。我们办理的认罪认罚案件未出现一起申诉、上访。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马虹说，这项制度彰显了司法理性，对于提高司法效率，解决司法资源不足，构建科学合理的刑事诉讼体系，具有积极作用。试点中，南京在所有看守所、法院、检察院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将值班律师帮助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重要配套措施，两级法律援助机构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共提供法律援助13638件，为被追诉人及其家庭送去更多法律温暖。系列创新做法解决诸多难题作为党的十八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重大改革部署，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到江苏省委、省委政法委、省政法部门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这项制度对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相统一，具有重要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说。江苏在试点中形成的一步到庭、刑拘直诉、社会调查程序前置等创新做法以及有针对性地加强法院刑事案件量刑规范化指导规则、检察院办案指引、公安执法办案规范化建设、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等系统性改革，对着力解决这项制度适用中遇到的诸多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旸介绍说，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助于案件繁简分流，减少轻微刑事案件挤占有限的警力资源，提高侦查效率，促使公安机关多破疑难复杂案件，更多地打击犯罪。早在2014年，江苏公安机关就在全国率先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刘旸介绍说，江苏公安全面建设一体化、智能化、精细化、合成化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大力推进受立案制度改革和刑事案件由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口机制改革，确保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质量，对涉及青少年、社会危害轻微、嫌疑人系初犯偶犯等刑事案件，大力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将指派律师辩护逐步扩大到全部普通程序审理刑事案件中，人权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夏道虎介绍说，新刑事诉讼法修订实施后，江苏高院经向省委政法委报告，在调研总结南京地区试点基础上，起草《办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制度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等作出探索性规定。从试点情况看，这项制度还存在从宽处理如何把握、认罪认罚自愿性如何审查、指派律师制度如何操作等问题，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夏道虎说。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华认为，这项制度变革不仅顺应了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趋势，部分借鉴但又显著区别于域外诉辩交易、控辩协商制度，带有鲜明的本土性、开创性，还对有效实施刑事诉讼案件繁简分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试点案件审查起诉期限平均缩短16.6天，同比下降33%。刘华认为，落实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发挥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积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检察模式，注重发挥检察机关上接公安、下对法院的优势，在认罪认罚启动、协商、量刑建议等核心环节发挥好穿针引线的作用。要注重发挥律师的外部平衡制约作用，保障律师会见、调查取证、出庭辩护等执业权利，维护被追诉人合法诉讼权益。认罪认罚从宽蕴含多重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介绍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第二轮试点的两年间，全国共审结认罪认罚案件20.55万件。胡云腾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蕴含总结为五组关系：两个和解，即被告人和国家的和解、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和解，体现和谐司法、恢复性司法；两个参与，被告人参与到对自己处罚的决定中，被害人参与到公诉机关代表国家指控被告人的程序中，体现了对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尊重；两个节约，节约了公检法机关办案成本以及当事人的时间和费用；两个减轻，减轻国家改造犯罪的成本，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两个风险，化解罪犯报复社会的风险、降低罪犯再犯罪风险，减小犯罪分子和被害人之间二次伤害或者互害风险。要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直接服务于分解案件类型的需要，确保某些疑难复杂案件精准精细审理。胡云腾认为，要注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注意这一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等相邻制度的联系和区别。司法机关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保障，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3个诉讼阶段均能在意思自由的情况下，完全、清晰地知悉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从而自愿、真实地认罪认罚。江苏高院副院长茅仲华说，要充分整合律师资源，创新值班律师服务方式，完善工作保障，使值班律师更多地参与到认罪认罚案件办理中，为案件质量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可以预料，作为一项新的刑事诉讼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将对各政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茅仲华认为，要进一步研究认罪认罚制度适用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消除分歧、凝聚合力，确保办理质量，从而圆满完成这项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意义深远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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